中共六大遗址
192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阮节庵家设立的中共六大代表“秘密接待站”
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附近路段
1928年，白色恐怖弥漫全国，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。
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的路线，除一小部分代表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前往外，其余大部分代表由上海乘船至大连，然后从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，经中东铁路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后，出境转乘火车至莫斯科。
为了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出入中苏国境的安全，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密切配合，在上海、哈尔滨、满洲里、绥芬河等地建立交通站和秘密接待站，在苏联赤塔、86号小站（后贝加尔）设立秘密交通站，形成了一条由上海到哈尔滨，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去苏联的“红色之路”。绝大多数中共六大代表都是冒着千难万险，从这条“红色之路”出入中苏边境的。
履薄临深 险象环生：
中共六大代表赴哈尔滨的艰辛旅程
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（含非正式代表、特约代表等）来自广东、江苏、顺直、湖南、湖北、满洲、浙江等17个省，共142人，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。这些代表大都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“要犯”。
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上海集合，经过为期一周的短期培训后，分批分组乘船前往大连，然后再乘火车去哈尔滨。走这条路线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、暗探和“眼线”的监视跟踪、严格盘查，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，代表们自登船伊始就时有险情发生。
沪上阴云蔽，乔装易服行。在中共六大代表赴哈尔滨的旅程中，多数代表要乔装成教师、商人和游客等，旅途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经历。1928年5月初，周恩来和邓颖超扮作古玩商人，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。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，他们正准备上岸时，上来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人，对他们进行盘问，并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。在那里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、学历、职业等。对方在询问中说：“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，不是做古董生意的，你是当兵的。”周恩来伸出手来说，“你看我像当兵的吗？”日本警察打开抽屉看卡片，突然说，“你是周恩来？”周恩来反问道，“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？我姓王，叫王某某。”他们一再盘问，周恩来泰然自若，一一作答，没发现什么破绽。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乘火车到长春途中，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。邓颖超在《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》中对这次历险作了回忆：“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，一路上的险境，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、镇定、沉着，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，终于脱险了。可是，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，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。”“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，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，真是有点着急，但还得继续去车站，最后还是等到了，经过同他的联系，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。这样，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。”
镇定施巧计，从容破危藩。1928年，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的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，携带年仅7岁的女儿瞿独伊，同罗亦农夫人李文宜（李哲时）一同从上海坐船到大连，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。杨之华在其撰写的《在哈尔滨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回忆》文章中，提到了在旅途中的艰险经历：“我们到达大连，也受到了盘查。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，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。当时我们很紧张，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，最后，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（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），我才放了心。我说：她是我的女儿，你们不信，可以验血型。敌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。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到饭。我们上了火车，列车上也戒备森严，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，我们怕说话出问题（四个人的口音不同，又都是南方人），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，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。一直等到火车到了长春，天黑下来了，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‘旅行饭’吃。”
红色枢纽 明修暗度：
哈尔滨“秘密接待站”护送中共六大代表
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，西起满洲里，东至绥芬河，南至大连，呈“T”字形，全长约2489公里，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。哈尔滨，是中国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“红色之路”的重要枢纽，也是中共六大代表前往莫斯科的秘密接待中转地。
1928年春，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，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在哈尔滨道里外国四道街（又叫面包街，现红专街）14号的一座平房里，设立了中共六大代表“秘密接待站”，这里也是中共地下党员、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阮节庵（又名阮昌、魏仲仁）、共青团员沈允慈（多数史料误为“沈光慈”）夫妇的住处。阮节庵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，妻子沈允慈在电话局当打字员，两人都有职业，便于掩护。哈尔滨秘密接待站组织接待、护送中共六大代表惊心动魄的一幕幕，正是由这里展开。
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靠近马迭尔宾馆的地方，有一家门面不大卖旧衣服的“估衣店”，这里是中共六大代表到哈尔滨后进行联络的一个秘密交通站。估衣店年仅22岁的店老板，是负责接待中共六大代表的主要负责人、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常委、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（李纪元）；店员“小白”，朝鲜族人，原在上海为中共中央做翻译工作，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交通员。据龚饮冰回忆：“我们到哈尔滨后，找到这家估衣店，进屋后拿出一盒火柴，抽出几根，一齐折断。对方见到暗号符合就接上关系。”
受中共中央委派，杨之华和龚饮冰、何松亭到哈尔滨后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协助“秘密接待站”做好中共六大代表的接待任务。龚饮冰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主管会计；何松亭当时以汇华银号会计课长的身份为掩护，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秘密交通站的同志与到达哈尔滨的代表接上关系后，一般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杨之华，由杨之华和阮节庵夫妇负责接待和安排食宿。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，并找个地方住下，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‘夫妻’……有时在道里区，有时在道外区，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里，有时也住在旅馆。在我到哈尔滨最初落脚的那个同志家里，也曾和代表住过……”瞿独伊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：“那是一间平房，我妈妈让代表睡在里边床上，妈妈和我睡在地板上。妈妈告诉我，有人问和我们在一起的男人是谁，不叫叔叔，要叫爸爸。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了掩护代表，后来完成任务后，我奇怪地问妈妈，我怎么这么多的爸爸呀？”
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附近的俄国大街（现西十道街）上的一个“马车店”，是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的另一个中共六大代表接头地点。时任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职运书记唐宏经（唐韵超）回忆说：“1928年5月，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……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。罗章龙、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。当时对我说：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，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，护送南方代表过境。”此后，唐宏经先后护送5名广东代表和云南、江西的代表过境。
哈尔滨处于东北军阀的白色恐怖中，形势很紧张。考虑到参会的代表们口音各异，又对当地环境不熟悉，所以要求代表们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外出。代表们的衣食住行及生活用品，均由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负责。待车票和出国手续办好后，重新分组和分拨，将每位代表送上火车且有专人全程护送。当时通过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安排出境的党的领导人，有瞿秋白、周恩来、李立三、罗章龙、夏曦等。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前后共接待、护送了40多位中共六大代表。
参与接待、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工作的阮节庵后来回忆说：“在这以后的一天，李纪渊到我家，总结了这段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后说，这些日子大家都很辛苦，可是作为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，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，为中共六大的召开作出了贡献。最后，李纪渊指示烧掉所有文件，立即转移住处。记得在烧文件时，把炉筒子都烧红了。之后，我家搬到马家沟去住。”
危机四伏 惊心动魄：
中共六大代表“穿越国境线”进入苏联
在多条连接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隐秘“红色通道”中，经哈尔滨、满洲里或绥芬河，进而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这条交通线，形成时间早、持续时间长、发挥作用大。
东北军阀张作霖将十月革命视为洪水猛兽，在东北地区顽固推行反苏反共政策。他下令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城壕（城区以北及东北部分地段因各种缘由未能完工）。东北军边防部队如密布的荆棘，哨卡林立，在沿边境线的山头上，修筑起密密麻麻的碉堡和暗堡，还有马队不定时地穿梭巡查边境。准备经这条通道出入境的代表们，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未知与危险。
到了满洲里，代表们或者凭一盒数目固定的火柴，或者凭一张标有号码的美钞，下车后与互不相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的苏联同志接头。还有的代表在离开哈尔滨时，会领到一个号码牌，到满洲里下车后，车站附近会有许多马车在那里等候，马车前面挂着车灯，标着号码，灯上的号码与手里的号牌对上后，不必说话就直接上车，趁黑夜向西北直接越过边境，进入苏联境内的86号小站，然后再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。对暂时不能出境或需要住下来的代表，会安排他们在满洲里住一宿，然后护送过境到苏联。据不完全考证，已知经满洲里前往苏联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、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项英、杨殷、蔡和森、罗章龙、丁君羊、郭金祥、王翘、罗明、许涂淼（许土淼）等60多人。
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哈尔滨后，换上了东北人经常穿的衣服，由交通员护送前往满洲里。列车行驶一天一夜，傍晚抵达满洲里后，他们迅速地坐上马车向北驶去，沿着草原上的土路越过边境线，连夜乘火车去了莫斯科。广东代表李立三是在满洲里交通员的掩护下，扮成拉羊草的牧工躺在打草车上，翻过北山进入苏联境内的。江苏代表项英在哈尔滨领取了在满洲里接头用的号码牌，傍晚在满洲里下车后没能接上头，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广场找到了俄国人的马车，而后过境。福建代表罗明、许涂淼出境时要艰难了许多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交通员步行把他们带到一个山脚下，然后领着他俩慢慢地往前爬，很长时间才越过边境线。许涂淼当时患有非常严重的肺病，他强忍着肺病带来的苦痛，用手捂着嘴，不敢大声咳嗽，艰难地挪动着身体。其后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，许涂淼肺病加重，在高加索医院因医治无效，不幸以身殉职。
到1928年6月初，由于从满洲里越境的马车增多，东北军似乎有所察觉，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。有中共六大代表回忆：“在满洲里下火车后，我们跟着这个苏联同志坐上一辆马车，车夫扬鞭一甩，四匹剽悍的马拉着车奔驰向前……正当我们离开我国边防哨兵的最后一个碉堡时，听到‘砰’的一声枪响，马车夫镇静自若，快马加鞭，一股劲就冲出了国境线，安全地进入了苏联境内。”
绥芬河，地理位置独特、交通便利，是中共六大代表穿越国境线的另一个重要通道。代表们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，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，在他的家中休息、吃饭。到了晚上由其带路过境，需要跋山涉水走很长一段路，第二天早上到达苏联境内，然后乘火车经海参崴到莫斯科。当时，火车烧柈子，由海参崴去莫斯科差不多要走一个多月。中共六大代表在绥芬河入住的地点主要是“大白楼”和欧罗巴旅馆。当时，绥芬河出入境通道主要有别勒洼沟、东北沟、19号界碑、21号界碑等处。据不完全考证，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蔡畅、龚饮冰、杨之华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、方维夏、龚德元、孟坚、王懋廷等近20人。
跨越千山万水，不惧艰难险阻，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。到1928年6月中旬，代表们经过长途跋涉，经历千辛万苦，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，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。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，中共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“银色别墅”举行。
迂回曲折 保驾护航：
中共六大代表从莫斯科“秘密回国”
1928年7月11日，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闭幕。按照组织安排，龚饮冰、苏美一2位(指定及旁听)代表随同李立三从满洲里第一批回国。其后，由龚饮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临时开了一家“估衣店”，作为我党的秘密交通站，负责接待代表回国奔赴内地事宜。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结束以后，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。1928年10月初，周恩来取道绥芬河回国。据龚饮冰回忆和相关资料记载：周恩来等代表途经哈尔滨时，决定暂住几天，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。当时，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（生前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、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）家里。罗章龙代表住在中东铁路普育学校（现哈尔滨第三中学）美术教员韩乐然（中共党员、画家）的宿舍里。云南代表王懋廷与李大钊派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楚图南（生前曾任民盟中央代主席、主席）是云南同乡，便投宿楚图南家。期间，罗章龙、王懋廷曾在韩乐然的住处向教员支部传达中共六大精神。
为了便于接送中共六大代表秘密回国，共产国际在哈尔滨、满洲里、绥芬河设立了交通站、过路站等。中共六大（指定及旁听）代表胡锡奎、胡建三与赵毅敏（原名刘焜，生前曾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部长、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）等刚从东方大学、中山大学毕业的27名学生，于1928年11月回国。赵毅敏回忆说：“来到中苏边境上，联络站负责人说要两三个人先到中国境内背一批衣服过来。因为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，回国时必须穿中国服装。于是，我自告奋勇。”“过境将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，再步行背过国境。东北冬天积雪很深，背着东西在雪里跋涉，极为艰苦。在雪里背出一身汗，风一吹，冷得要命。”
后来，赵毅敏被留在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工作，以假姓高为掩护，与山西籍的纪忠发一同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华客栈开了一间字号为“晋盛东”的杂货铺，把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和一些从中山大学、东方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安全地接回来，再安全地送往全国各地。赵毅敏回忆说：“我在哈尔滨工作不久，就被派往绥芬河国际交通站，接替原来在那里工作而受了伤的同志。”“绥芬河，当地群众管它叫‘五站’，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，联络和接待任务很忙。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凌莎同志，在那里开了一个杂货铺，以此为掩护，接待我们的同志回国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我开的那个杂货铺叫‘双合盛’。”在一次迎接中共六大代表回国时，赵毅敏在冰天雪地里站了24个小时，当他完成任务回家时，发现有三根脚趾被严重冻伤。
据不完全考证，除继续在莫斯科学习并后期回国的代表外，已知从绥芬河入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60人左右；从满洲里入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50余人。
（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、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何伟志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