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学时，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早春，跟我一样的小孩儿们都穿着棉袄棉裤。教室里没有炉子，晴天时都不如外面暖和。一下课，学生们就呼啦啦跑到外面去活动，踢毽子，扯拉拉尾，或是贴墙根儿晒太阳。

    我最喜欢晒太阳，不光是想暖和身子，还有一个不能说出来的秘密，就是可以一边晒太阳，一边看着我的语文老师。她喜欢下课时在操场上溜达。老师总是穿一件青色的上衣，披着白围巾。她叫白黎波，20岁左右，听说是北京来的一个大学生，自愿来东北教书的。她说话的声音又轻柔又甜美，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笑意，叫人感到像家人一样亲近。我每每凝望老师的身影，就好像看到我的母亲。

    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抛弃了母亲，母亲被迫把我和哥哥寄放在奶奶身边，自己去哈尔滨做工。母亲经常往返于老家和哈尔滨之间，这样，去火车站接母亲，成了我儿时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我经常在放学时跑到火车站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寻觅我的母亲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每次来火车站，几乎都会碰见白老师。她不到出站口，而是站在很远的地方，看着火车进站，再看着火车缓缓开出站台。

    一直如此，白老师既没有接到过什么人，也没有送过什么人。有一次，我大胆地向老师提出我的疑问，她说，她是在等信。我更加纳闷，邮递员会把信送到学校，她怎么到火车站来等信？白老师说：“等信，就是等待一种消息，也许这种消息不单单从火车上来，也可以从春天燕子的呢喃中来，从柳树悄悄绽放的绿叶中来，从一缕一缕温暖的春风中来。”我似懂非懂地望着白老师，点点头，白老师轻轻地笑了。

    三年后，白老师被调到镇里的一所中学，我上了初中，恰巧她还教我语文。

    一次作文课，白老师让我们写秋天的景象。我就把看过的一部小说中描写秋天的句子给抄了下来。这篇作文受到了白老师的表扬，可下了课，她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作文是不是抄的。我很纳闷儿，她怎么知道我是抄袭来的？她看我很紧张，就笑了，说：“你这篇作文抄得挺好，因为你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，而是加进了你自己的真实感受，挺难得的。自古以来，多少有名的画家书法家也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临摹仿绘，才成为大师的，写文章也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不久，我当上了班里的语文科代表。

    我上课有个爱看闲书的毛病，尤其爱看小人书。白老师上课我也照看不误，我觉得自己警惕性很高，不会被抓住。可白老师还是趁我不注意时，来到我身边，收走了我的小人书。放学时，当我背着书包晃晃荡荡，几分失落地往家走时，白老师悄悄地从后边赶上来，倒背着手，郑重其事地跟我说：“我想上你家，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书！”

    我一下开心起来：“白老师，你也愿意看闲书？”“那还用说嘛！”她把背着的手伸到我面前，拿出课堂上没收我的小人书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我都看完了，还给你。不过，要是我还想看，你借不借我？”我跳着脚儿说：“我家有好多书呢，够你看的。”白老师说：“说定了，往后我要天天没收你的小人书!”

    谁知道没过多久，学校里就被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笼罩了。反右斗争开始了。

    白老师被打成右派，不让教课了。那天是星期天，我惦记白老师，便早早来到学校，敲开白老师宿舍的门。我看见白老师正在收拾东西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你不教我们了？”她思忖了一下说：“你还小，没法儿跟你说。正好你来了。我这儿有些书就给你吧。”她从床上拿出一捆书递到我面前，我从书脊上看出有高尔基的，鲁迅的，老舍的，赵树理的。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不留着自己看？”她说：“这些书放在我这儿也没用了，你拿回去用心阅读，将来对你有益处。”

    大跃进那年，我在呼兰县城读高中，学校不上课，天天都去搞深翻，大炼钢铁什么的。端午节前夕，学校组织学生去稻田地插秧，我在那儿意外地看见了白老师。原来县里教育界的右派分子也都集中在这里劳动改造。虽然已是春天，可稻田地放进来的河水冰凉刺骨，我们穿着高腰水靴，都能感到双脚冰冷冰冷的，可白老师和那些人就光脚在稻田地里干活。我不敢想象，白老师那单薄的身体如何承受得了。

    高中毕业后，我回乡当社员，有一天傍晚，干活回来路过火车站，无意中竟看到白老师。我走过去，站在她对面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告诉我一个月前，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，回到原单位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接受改造。

    落日照在白老师脸上，我发现她的神情很憔悴，她才三十多岁，岁月却已令她未老先衰。我愤愤地嘟嚷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能成为右派呢！遭了这么多年的罪！”

    白老师像以前那样，拍拍我的肩，平静地说：“都过去了，你看，太阳落下去，明天还会升起来。想想这灿烂的阳光，生活还是很美好的。”她鼓励我不要放弃读书，不要看不起自己。

    社教那年，各单位都派人到农村锻炼，白老师来到我们生产队，当时农村正一边搞社教一边学大寨。社员们天不亮就下地，日头落了才收工，歇气的时候，大伙就讲些笑话，斗斗嘴皮子，在笑声中缓解疲劳。有一天，突然有人叫着：“白老师，你也讲个笑话呗。”她推辞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不会说笑话，听你们这里的人有管父亲叫爷，还有叫爹的，叫爸爸的却不多。‘爷’和‘爸’这两个字都有一个父字，但‘爹’字却是父字下一个多字，管父亲叫爹，分析起来就……”有人抢过话说：“就是多父……”人们哈哈笑了起来。

    谁也没想到，就是白老师讲的这个“爹”字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提出来，说她恶毒攻击贫下中农，又给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，成了批斗对象。

    我因为家庭出身也不好，有人也要批斗我，无奈之下，我离家而去。

    一别就是四十多年，我再也没有听到白老师的消息。在我的亲友当中，已经有不少人当了老师，每每看见她们，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语文老师白黎波。她健在的话，也该是70多岁了。（韦尚田）（编辑：伊琳）